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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中国考古

文章作者:学者观点 上传时间:2019-10-24

  王建新展望,预计经过10年至20年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可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考古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取得话语权,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研究的主导权。“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世界考古学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学科建设近乎空白,到现在整体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基本建立。从人才紧缺到现在各个研究方向都人才济济,研究成果丰硕。 然而中国考古学家们工作的重心一直都在国内,很少涉及到国外考古,国际考古事业的话语权都掌握在欧美等国家手中。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得到改善,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逐渐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图片 1▲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以下按照地图的方向介绍) 1 北方 俄罗斯 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在这里曾生活着挹娄、靺鞨、勿吉、鲜卑、室韦等族群,也曾孕育了渤海王国,走出了辽、金和大清王朝。历史上古人类活动频繁的黑龙江流域,一直吸引着中俄两国学者的目光。 2015年10月,俄罗斯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中俄黑龙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以共同促进黑龙江流域的考古和历史研究。 2016年,中俄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阿穆尔州乌斯季·伊万诺夫卡河口遗址发掘出了近60座墓葬,出土了石器、铁器、铜器和骨器等随葬品,后经考证,这些墓地应为唐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黑水靺鞨人墓地。图片 2▲黑水靺鞨人墓葬 今年7月10日至15日,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专家应俄罗斯方面邀请,在中俄边境的黑龙江流域沿岸,对11处古遗址进行实地踏查。在这11处遗址当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3处时代不明的神秘遗迹。3处新遗迹就像是巨型的“四叶草”,很是神奇。未来将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确定这些遗迹的用途、性质等。图片 3▲中俄联合考古队 蒙古国 匈奴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秦汉时期与匈奴相爱相杀,既有卫青、霍去病的勒石燕然,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也有“昭君出塞”汉匈和睦的美谈。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匈奴逐渐成为了被尘封的历史。 由河南省组建的首支境外考古队于2017年7月19日远赴蒙古国,计划用3年时间,与蒙古国同行合作完成“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考古研究项目,联合考古调查、测绘、发掘、研究和保护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初步判断该墓葬为东汉时期的匈奴贵族墓葬。图片 4▲已发掘1号主墓(公元前后匈奴国王墓)出土汉代玉璧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与蒙古考古工作的第一次合作。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2005年至2015年,中蒙首次开展了联合考古行动,实施“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探寻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通过10年的调查,已初步摸清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为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图片 5▲河南考古赴蒙古国考古队 2 南方 孟加拉国 阿底峡尊者在西藏创立的噶丹派佛教,影响深远,是现行达赖、班禅系统的格鲁派黄教的源头,作为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开山祖师,阿底峡在西藏、青海、甘肃和蒙古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他的出生地在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2014年至2015年,经过中国和孟加拉国考古专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长达两年的考古发掘,这座被湮没的中世纪古城得以“重见天日”。考古队员们发现了“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寺庙、佛塔、道路、排水设施等众多重要遗迹。图片 6▲“十字形”圣地建筑图片 7▲毗诃罗普尔遗址出土造像 3 西方 肯尼亚 中国参与肯尼亚的考古,缘起于“郑和部下后裔”的报道。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叙述了在肯尼亚的经历: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这件事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家文物局于2005年派出专家组前往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考察,掀开了中国考古走向非洲的步伐。 近些年参与肯尼亚考古发掘的主要是北京大学以及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曼布鲁伊村遗址、马林迪老城遗址、卡提布清真寺遗址、姆简那赫利村遗址、塔卡耶遗址5个地点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这意味着可以确定马林迪古代王国的创建年代为9至10世纪。出土的永乐通宝、龙泉窑瓷器等或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之一。图片 8▲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明“永乐通宝”铜钱 图片由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队拍摄图片 9▲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永乐青花瓷片 图片由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队拍摄 中山大学则在曼达岛参与发掘。2017年8月2日,由中国中山大学、美国和肯尼亚的考古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肯尼亚拉穆县的曼达岛挖掘出了拥有中国血缘的人骨遗骼,其中一人可能生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明代时期的“永乐通宝”钱币及中国瓷器,证明了中国文化自唐代以来便以瓷器为载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向非洲。图片 10▲曼达岛考古一角 值得关注的是,在曼达岛旁边有一个帕泰岛,岛上住着1000多名“瓦上加人”,他们聚居的“上家村”被外界戏称为“郑和村”。瓦上加人自称是中国水手的后代,在600年前,一艘中国木船在岛屿附近触礁,几十名中国水手爬上岸,与岛上的黑人女子繁衍生子,遂有了后代留存。村民听祖上说,那些水手都是跟着郑和来的。 非洲人民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有可能会是亲人。 乌兹别克斯坦 2013年底,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组成国际考古队,由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王建新教授带领考古团队联合开展考古工作。考古队发掘活动的学术目标,就是为了系统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学信息,最终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的分析,王建新表示,考古队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大月氏与稍晚的贵霜帝国之间的关系,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图片 11▲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发掘 4 东方 洪都拉斯 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关于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合作和互助协议》签约仪式。自2015年开始,双方将在科潘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实施为期5年的合作,这一合作也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的支持。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科潘遗址,用现代考古技术和科技手段努力揭开玛雅文明的神秘面纱。一年多来,科潘遗址8N—11贵族居址发掘工作进展顺利,有望为破译玛雅文明衰落提供新的线索。图片 12▲科潘遗址概况图片 13▲科潘发现的玉米神头像 2018年发掘完成后他们将在系统整理基础上出版高水平研究报告和其他成果,还将组织科潘文物精品展。 “中国考古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是说。 今年国家文物局在2017年工作要点中提到,要“”围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大文物对外交流合作,继续做好援助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等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启动援助缅甸文物抢救保护项目,策划面向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文物保护与合作考古项目。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考古事业一定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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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我们也在这里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他很瞧不起我们,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调查了15年了,你们还调查什么?你们会调查吗?’当天下午,我们在考古研究所汇报了我们本季度调查工作的主要收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了汇报会。当托蒂了解到我们在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指导下,在他们已调查过的区域内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其中包括大型聚落遗址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立即想要与我们谈合作。”王建新感慨,通过务实努力,我们在古代游牧考古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才能得到外国考古学大腕的尊敬。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秦大树也举了个例子,“肯尼亚陆上考古成就令当地学者和民众为之兴奋,他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感到骄傲,也为找到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感到高兴——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比英国学者之前认定的14世纪向前推进了四五个世纪;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9世纪,表明早在晚唐时期,中国商品就已经抵达这一地区;发掘出的永乐官窑瓷器,基本确定了郑和到访非洲的事实。”

  我国西北地区曾一度是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乐园,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无力保护,现在终于有实力、有心胸去了解和认知其它世界主要文明,这让考古专家们自豪和振奋。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王建新团队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很多探方挖掘后甚至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许多国家的考古队来到这里,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始终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负责任的考古态度。我们不仅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还进行了实地保护,有的建了展示大厅,将来将建起小型的遗址博物馆。”中国考古队的这些“靠谱”行为,受到了普遍赞誉。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尊重、关心和维护他国的文化遗产,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在曼布鲁伊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御用官器瓷片。这两种官窑瓷器的年代与郑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了郑和曾到访非洲的事实,极大地推进了关于郑和航海壮举的研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带队去肯尼亚考古,他说:“陶瓷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但让中国学者在外销瓷研究、世界贸易史、航海史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使世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强大的商业生命力和影响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李新伟在科潘遗址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  

 

 

  凭借务实态度和责任感,“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在科潘的整个工作过程比预想的都要顺利!比如,我们担心当地政府可能并不是非常支持,而西方权威学者也不一定能真心相信和帮助我们。实际开展工作之后,感受最大的就是来自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哈佛大学学者们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帮助。”李新伟感叹,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大家相信中国能做好一切事情。”

  科潘被称作玛雅世界中的雅典,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科潘遗址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但对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主场’,他们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研究制高点、垄断文明研究话语权,而中国却对玛雅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甚少,尤其缺乏依据考古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基础研究。”李新伟说,我们主动走出去,将极大地改变这些状况。“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考古大国,我们不满足于只作为局外人旁观国际舞台,也渴望成为世界考古强国、文化强国。”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19版)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境外考古是我们深入了解和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是意义不仅如此,由于考古工作可以遍及城市、农村、山地、草原、沙漠等各种区域的工作方式,境外考古还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作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现状。”王建新指出,欧美、日韩各国纷纷将海外考古工作列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项目的持续开展,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加深了他们对这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2010年到2013年间,北大考古队先后4次对肯尼亚的5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还对以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三次调研。

 

  2014年5月,王建新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山前地带开展的春季考古调查工作结束,一天上午,王建新在撒马尔罕市内的考古研究所遇到了国际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托蒂,托蒂带领的团队当时已在撒马尔罕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5年了。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现在我国的境外考古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采访中,专家纷纷表示,目前我们对其他国家文明的知识储备、专业研究、人才培养都还不够充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还欠缺,要想进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争取世界文明研究话语权,依旧任重道远。

 

  走出国门的中国考古队,没让国内外的关注者们失望,一连串惊喜随之而来。

 

 

 

  科潘遗址发掘也不乏让哈佛大学的专家们眼前一亮的惊喜出现。“玛雅人相信万物都有生有灭,建筑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到一个时期,就会把之前的建筑推倒,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新建筑。于是累积起来,不同时期的建筑最终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李新伟说,中国考古队在发掘时通过“解剖”,发现了至少三个时期的建筑,这为了解科潘王国的发展演变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考古队对居址东部进行了发掘,但他们并没有对居址进行深入解剖,我们算是填补了他们工作的一个空白。”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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