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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兵败大陆的两个最主要原因,林彪部官兵

文章作者:世界历史 上传时间:2019-10-07

时间:2010-1-29 13:3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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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为何兵败大陆一直以来就是史学爱好者十分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 个人的、主观的方面找原因,认为是他的谋略不足和刚愎自用导致其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专著和新公布的史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为重新认识蒋介石重新理解现代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蒋介石从北伐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纵横开阖、叱吒风云,削平各方军阀基本上统一中国。抗日战争中内聚国力、外争援助,苦撑八年,取得全面胜利。没有超人的谋略、智慧和勇气是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功绩的。 如果说抗战胜利前的蒋介石是胆识过人、聪明睿智之人,那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就变得刚愎自用、愚蠢武断似乎不合人性,也不合逻辑。如果说毛泽东的智慧比蒋介石高出许多也不符合历史真实。毛泽东和红军从遵义会议后到抗战爆发一直被蒋介石围追堵截,在陕北很难生存,甚至到了同意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的地步;毛泽东在抗战结束之初对打败蒋介石很缺乏信心,以致于在国共和谈之后准备把党中央搬到江阴去办公。 那么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时势」,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出现了逆转,时势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利而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利。如果没有时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即使再有智慧也不可能打败蒋介石。而所谓时势变化就是"实力"的变化,这种实力主要是指的军事实力。抗日战争"百团大战」当中羊角垴战斗八路军129师集中4个主力团歼灭不了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究其原因何在,主要是武器装备差距太大。如果说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为什么战胜不了日军,其中道理不言自明。 导致国民党蒋介石迅速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内部原因即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部队战斗力大大降低;二是苏联支持和援助中共军队,使得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高。 一、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斗争由来已久,是伴随着国民北伐战争前党军的建立而同时出现的。北伐战争前建成的8个军就属于不同派系: 何应钦第1军属于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 谭延闿第2军属于建国湘军; 朱培德第3军属于滇军; 李济深第4军属于建国粤军; 李福林第5军属于粤军; 程 潜第6军属于湘军; 李宗仁第7军属于桂军; 唐生智第8军属于湘军。 此外还有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也属于国民党军系列。随着北伐的胜利,蒋介石收编了大量的各地军阀部队,嫡系部队中央军迅速壮大,成为国民党军中 强大的一支,1928年底达到50万人;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42万人,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都达到20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易帜后也加入国民党军,人数达30万,而且装备精良,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这5大派系成为国民党军队当中 为强大的力量,成为主导国民党命运的主要力量。此外还有川军、滇军 、黔军、回军等小的派系。 这些地方军队虽然表面上都是国民党军,但是独立性极强,政治经济军事完全独立,对于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基本上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蒋介石和国民党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质上的统一始终没有实现。 1930年蒋、冯、阎、李白4大派系爆发中原大战,最终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冯玉祥下野,西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虽然也宣布下野,但不久以后又重新掌握军队,称霸一方,只有冯玉祥由于心胸狭隘失去军心再没能重新掌握西北军。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张学良无心抵抗,一溃千里,放弃东北全境,撤入关内,遭到国人唾骂,被迫辞职出洋考察。以往一直宣称是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真是冤枉了他。当时张学良在军事上有完全的自由,蒋介石无法干涉,东北沦陷只是张学良一人所为,这一点张在晚年的谈话中也是承认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间,蒋介石的主要军事行动是围剿红军,把红军压缩到陕北这片贫瘠狭小的地区,使得红军生存非常困难。同时借追剿红军之机降服贵州军阀王家烈,把势力渗透进云南四川。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被蒋介石改编,从此和西北军一样四分五裂、失去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中,各派系之间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抵御外侮,军队达到空前的团结,战斗力大大提高。中央军、桂军、西北军、川军、滇军、东北军都有出色的表现,出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到抗战结束时,在国民党的102个正规军中杂牌军有49个,占到近一半: 晋军11个军、分别是19军、23军、32军、34军、35军、43军、61军、83军、暂3军、骑1军; 川军9个军:20军、24军、41军、44军、47军、50军、56军、72军、95军; 西北军7个军:30军、40军、55军、59军、68军、77军、新8军; 东北军5个军:12军、49军、51军、53军、96军; 粤军5个军:62军、63军、64军、65军、暂2军; 回军4个军:11军、81军、82军、骑5军; 桂系军3个军:7军、46军、48军; 滇军3个军:58军、60军、93军; 陕军2个军:22军38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患解除,内乱又起,各军事派别之间的矛盾斗争重新升温,并且日益尖锐。由于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姑息纵容中央军,限制打压杂牌军,致使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师以上的重大起义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人,加上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部队,总数达到180万人,占到国民党军总兵力的近40%,其中绝大多数是杂牌军。 派系斗争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严重影响: 第一、蒋介石怀疑、压制、打击杂牌军将领,致使其各怀异志、离心离德,军心动摇。 由于对张学良的怀疑,蒋介石没有采纳启用张学良统帅东北军收复东北的建议。张学良的确是收复东北的最佳人选,在东北的威望影响无人能比。蒋介石没有选择张学良而是任用自己的亲信熊式辉,这个错误决定为东北惨败埋下了伏笔。 对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剥夺军权、限制其势力发展。把李宗仁从第5战区调到北京行辕,而且多加掣肘,使李宗仁非常气愤。把白崇禧调任有名无实的国防部长,让他坐冷板凳,而用陈诚担任总参谋长指挥作战。李白都是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能力应在陈诚之上,但由于不是嫡系蒋介石不但不敢放手使用,而且处处防范,积怨越来越深。49年蒋介石被迫下野主要是受李白二人的逼迫。 对于西北军将领同样遭到排挤,剥夺军权。孙连仲、孙蔚如先后被明升暗降,离开自己的部队。使得西北军将领普遍对蒋介石心生怨恨,产生另寻出路的想法。在解放战争中西北军是起义投诚最多的,是造成国民党军队迅速失败的重要因素。 对于滇军蒋介石所采用的手段就更加阴险狠毒了,1945年10月发动事变,以军事手段逼迫龙云交出军政大权,软禁南京。 第二、由于中央军与杂牌军矛盾很深,双方在战场上缺乏配合,甚至见死不救,导致许多部队被歼灭。 1946年9月在鲁西南战役中整编第3师赵锡田被围,刘峙命令41师、47师、55师、68师增援,但这些杂牌军惧怕被歼,行动缓慢,致整3师全军覆没,赵锡田被俘。 1947年7月整编第66师被围于羊山集,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命令杂牌部队刘汝明的整编第55师驰援,但刘部行动迟缓,坐视66师被全歼。 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被围,周围部队互相观望,就连同是中央军的李天霞都不积极救援,致使74师全军覆没。正如张灵甫所言:"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同样情况再次上演,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救援不力,致使黄兵团被全歼。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军队使用围点打援战术屡战屡胜,就是看透了国民党军缺乏协作配合这一致命弱点。 第三、许多杂牌军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心怀怨恨,在关键时刻倒戈起义,导致许多重大战役的失败。 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新8军军长高树勋起义,致使第40军被歼,军长马法五被俘。 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整编46师师长韩练成通共,致使国民党军6万人被歼。 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导致济南失守,王耀武被俘。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起义,导致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第12兵团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打乱了12兵团的突围计画,导致12兵团被全歼。 第四、许多杂牌军将领心存异志,见风使舵,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大势已去,纷纷起义投诚。 起义投诚最多的是西北军:新8军、96军、55军、77军、38军先后起义或投诚;东北军51军、53军投诚;川军24军、28军起义;滇军大部起义;回军陕军各一个军起义;阎锡山晋军和李宗仁白崇禧桂军大部被歼。 1949年1月傅作义率所部25万人接受和平改编,为以后大规模、成建制的部队起义投诚开了先例。此后董其武、陶岳峙、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程潜等等纷纷傚法,上百万国民党军投入中共阵营。 如果没有派系斗争蒋介石不会这么快就被中共军队打败。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军队数量很大,有400多万,其中中央军只有200万左右,其他的杂牌军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对共军作战并不积极,一味敷衍。如果国民党军能像抗战时期那样团结,国共两党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 二、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 1945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任何政治军事基础,使得东北地区出现了政治真空。中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抽调10万军队挺进东北。苏联红军为他们提供了30—40万只步枪、1万多挺机枪以及火炮、坦克、飞机等大量武器装备,使部队迅速发展到30多万人,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 蒋介石对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十分清楚,但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都部署在华南、西南地区,陆地交通又多被中共军队阻断,一时很难进入东北,直到1945年11月才由美国海运在秦皇岛登陆,并先后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在苏军的支持下决定在四平和国民党军大打一场。四平保卫战于1946年4月开始,历时一个月,双方都投入精锐主力参战。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阵地战,武器弹药消耗非常巨大,如果没有苏联红军的大力援助,是不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 四平保卫战最终以中共军队的惨败而结束,林彪的主力部队大都被打残,一路溃退到松花江以北,这是林彪军事生涯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如果国民党军兵力充足,完全可以打过松花江把林彪撵到苏联去。林彪率领10多万残兵退入北满以后,非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迅速崛起,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猛增到73万人,1948年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12个野战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 林彪迅速崛起的奥秘何在?这百万大军的精良装备从何而来?在既不靠缴获(辽沈战役前林彪部队缴获很少)又无大规模军工生产的情况下只能是依靠外援,也就是苏联的帮助。 从1946年开始,苏联与美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也很紧张。为了遏止美国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发展势力,苏联大力扶持中共。从秋天起斯大林下决心将存放在苏联境内的日伪军90万人的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东北民主联军,使林彪迅速武器装备起武器精良的5个主力纵队,还装备起15个独立师、4个独立旅、13个骑兵团及大批后备兵力,全部兵力达到64万人。1947年初苏联又将存放在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军重型装备全部移交给东北野战军,同时还帮助中共在中苏边境建立了6个大型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加之苏联控制下的大连兵工厂)后来为中共军队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到1948年,东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十分完备、弹药充足,火炮配备明显超过国民党军的水平。完全具备了发动一场大的战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些精良充足的武器装备,一次战役歼灭敌人几十万人的重兵集团是完全不可能的。东北战场中共军队对国民党军队是以强胜弱、以众击寡的战争,打胜是在情理之中,打败才属意料之外,并不存在多么高超的指挥艺术。 苏联的援助不仅支援了东北野战军,也大大地支持了华东、华北战场,而以华东战场受益最大,苏联控制下的大连巨大的兵工厂直接通过海道支援了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能够取得骄人的战绩,苏联的支援是重要因素。华北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战绩平平,主要是因为得到的援助较少,武器装备较差。 苏联的援助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迅速改变了双方军队的力量对比,使得胜利的天平很快偏向了共产党一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大国,军工生产能力十分有限,主要的武器装备全靠外援。因此,谁争取的外援多谁就能在战争中取胜,反之就要失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能够苦苦支撑,并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美英苏等盟国的大力支援(抗战开始苏联给国民党装备了4个突击军,抗战后期美国又为其装备了45个美械师);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被共产党军队打败,是因为它失去了盟国的支援。 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关系,对中共的支持是坚决和有力的,只有过很短暂的犹豫和摇摆;而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却始终摇摆不定、时好时坏,最终在1948年冬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 众所周知,现代战争打的是武器装备、打的是后勤保障。国共两军从1945年9月就开始进行内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关内失去了占领的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关外失去了松花江以南的所有大中城市。当时中共军队也不是不想守,而是守不住。守淮阴、涟水、四平、石家庄等都没有守住,说明什么?说明武器装备不如国民党军,战斗力不行;1947年下半年攻打四平、南麻、临朐攻不下来,说明部队装备虽然改善了但缺乏攻坚经验,不能打大的攻坚战;1948年开始,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说明部队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都超过了国民党军,这时国民党的彻底失败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装备水平相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战场上的主动权只能掌握在装备比较好的一方;在装备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主动权掌握在谋略高的一方。194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被共产党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主要就是输在武器装备上,而不是谋略上。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战略眼光,而是内战后期实力严重下降,加之将帅不和,许多正确的战略构想无法实现。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华北都守不住,劝说卫立煌、傅作义向关内和江南撤兵,试图保住半壁江山,但二人不听劝说,最终导致辽沈、平津战役失败。 许多人至今还醉心于「小米加步枪」的神话,忽视战争规律,自欺欺人。如果「小米加步枪」能够打败蒋介石美式装备的几百万军队,那为什么抗日战争中中共军队连一个大队的日军都歼灭不了?是共产党不抗日不想打吗,当然不是,是武器装备不行打不了。那时共产党军队真是「小米加步枪」,所以不能打大的歼灭战,只能打游击战;解放战争后期是「机枪加大炮」,是装备精良的精锐之师,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如果这时中共还是「小米加步枪」,就只能等著被蒋介石任意宰割了。

《同舟共进》杂志/杨奎松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海战术”的背后

“人海战术”的背后

读到书中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读到书中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以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时,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以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时,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如此。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如此。

关于“人海战术”,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严格单兵作战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关于“人海战术”,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严格单兵作战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中共靠什么提高部队士气

中共靠什么提高部队士气

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时,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一举打败了国民党。

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时,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一举打败了国民党。

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所能解释的。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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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

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

也许读者读到这里,会认为我是在批评黄仁宇先生,其实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我所要强调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主张“大历史”观如黄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脱俗”,何况那些无此意识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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