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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疆风云,你应该了解的新疆

文章作者:d35cn天空彩与你同行 上传时间:2019-12-03

原标题:【恐怖主义】“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多浪人一看就知道和其他突厥语民族不同……突厥语族人将多浪人、罗布人都视为异民族”。

1 通告

文化、身份与政治动员

许多中外文献记载,18世纪60年代以来,被称为多浪人的群体生活在“自阿克苏地区,经玛拉尔巴什(巴尔楚克)直到叶尔羌的叶尔羌河流域”。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迪化,依旧还是冬天的模样,树木萧瑟,寒风凛冽。

——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

宗教因素是民族划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伊斯兰教对日常饮食有着严格禁忌,可据记载,“多浪人喜欢吃鱼,而当地的突厥穆斯林几乎不吃鱼……鳗鱼没有鳞,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吃它是不干净的,因而被禁止,然而多浪人却若无其事地吃”。

虽然天气寒冷,但在西大桥,刚刚上午十点,街上的行人就已却很多,两边的商铺俱已开门迎客,一副繁华热闹的景象。谁还看得出,就在前年三月,回族军阀马仲英围困迪化城,省军不敌,败兵溃退至西大桥,迁怒于回民,众多无辜穆斯林惨遭杀害,西大桥几乎夷为废墟。即使去年,全疆战事已消,刚刚掌握新疆全境的盛督办张贴安民告示,鼓励流民安家,商铺开业,但响应者寥寥,满街萧条惨淡。但今日之西大桥,已经完全从战争中恢复了。

作者:吴孝刚,中央民族大学;

除了吃之外,多浪人还有一个特异习俗,多浪人把自己的妻子提供给客人作为招待。据旅行家艾瑟顿记述,

一家店铺内格外热闹,一群人围成一圈,神态高昂兴致勃勃。

本文来源:反恐研究

“多浪人有一种款待客人的奇特风俗。客人来到多浪人的小屋,主人的房间及妻子、美丽的女儿都可以自由利用,把女性的鞋放在房门口,就是谁也不许入内的暗号”。

一个头缠白色头巾,留着花白胡须,身穿黑白竖条纹过膝长袍,脚蹬皮靴的老者说,“省政府开大会了,叫什么第二次全疆民众代表大会,听说苏联也派人参加了,我看昨日报纸,盛督办做政府工作报告,说要民平,汉人、缠回一律平等。”

东突分裂势力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一些群体性暴力恐怖事件,如2009年的“7·5事件”,是与其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分不开的。他们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主要方法是对维吾尔族文化特质进行挑选和加工,使之成为族群身份的标志,从而凝聚情感、强化认同,为分裂运动提供群众基础。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工作,只有对各种选择进行审慎的考虑和衡量之后,才能选出最明晰的族群标记和最有力的动员口号。本文将对东突分子在民族主义动员工作中的策略选择进行探讨,以解释在维吾尔族各项文化特质中,语言为何能独得他们的青睐。

现在,新疆是一个维吾尔族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维吾尔族及其他11个少数民族的地位已为国家正式承认,但是,其中没有多浪人的名字。多浪人去哪儿了,多浪人既没有迁移,也没有消失,只是在开展民族划分工作时被划分为维吾尔人了。

“可不是吗?”旁边的一个中年人接过话,他头戴白花黑底的巴旦姆花帽,穿宽袖无领亚克太克(长外衣),腰间系着长长的蓝色腰巾,他指着自己说,“我来自喀什噶尔,这次大会我们那儿派了好些个代表,除了政府长官,头人巴依,听说还有农民被选为代表,清真寺的阿訇也来了好几个,这次代表大会,和以前省府开的大会都不一样,喀什噶尔勒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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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浪人,罗布泊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境遇。

众人正在热烈交谈着,一人飞奔而来,手持《新疆日报》,高呼“盛督办发布通告了,通告改“缠回”为“维吾尔”。众人拿过报纸,只见报纸上刊有一则告示:

传统人类学较少考虑文化的政治性,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对1871 年至1951 年间的文化研究进行总结,关于文化的14 种研究主题对此都没有涉及。1二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使文化与政治发生现实的、戏剧性的结合,在民族主义研究的促动下,学界开始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考。学者们发现,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文化、历史、传统等都被现实的政治所操作运用,它们作为原材料被不断提炼、加工,最终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服务,文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事物,它有了政治倾向,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强制和濡化,相反,文化是可以被利用、被操纵,甚至是可以被发明的。1

罗布人“不食五谷,以鱼为粮,织野麻为衣,取雁毛为衣,籍水禽翼为卧具。言语与诸回不通”,按斯大林民族识别法,本应单成为一个民族,但民族划分服从于政治,政治不需要新增一个民族,于是罗布人被划分为维吾尔族。

“为通令事照得。缠族自汉唐以来,散处于天山以南者,派别颇多,名称亦极复杂。至满清中叶改建行省,始统称之为缠族。兹该族文化促进会呈请恢复该族固有之维吾尔名称前来。本府遍稽史乘及省志诸书,该族部满中只有畏兀儿并无威武尔,当系音近误译辗转讹传。但畏兀儿系该族中之一部份落,以名其全族亦欠妥叶,且更改一名,民族名称徒泥于古而无深意,亦不足以垂久远而示来。

兹本府为慎重起见,特于第三十次会议提出讨论,经全体出席委员决定,改为维吾尔三字。所谓维吾尔者,以狭义言之,而维持吾族之意也;以广义言之,并含有维持吾国之义。以此定为该族名称,不但毫无抵触,且顾名思义。亦可以使该族一般民众引起合群爱国之心,较之其他名称殊觉妥善。自此以往,该族即称为维吾尔族,简称为维族。其从前讹为威武尔者一律更正,以免贻误。除登报并通令布告外,合行令仰该厅即便查照,此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县长即便知照,并录案布告,仵众周知。”

对现实政治而言,文化的关键价值在于,它能够定义、构建和动员群体。借助这种被赋予了主观意义的文化特质,我群与他群的区别会得到强调,本群意识则会被强化。由于具备天然的情感吸引力来赢取其成员的归属和忠诚,文化极易被民族主义者用作政治动员的工具。2因此,“文化特质不是一种绝对事物,也不是简单的智力类别,而是被调用起来为人们提供身份,这种身份能使利益诉求合法化,文化是竞争社会稀缺资源的策略或武器”。3

民族划分中的这种处理方法不仅仅在边疆地区发生,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贵州省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将生活在毕节等地区的“穿青人”划分为汉族,引起该群体民众不满,奋力抗争,当局妥协,以少数民族待之,同意其在填写材料时注明民族成分“穿青人”。九十年代更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因系统无法录入“穿青人”,引起大规模群体集聚事件和上访。

老者看着报纸,喃喃自语:“维吾尔,维吾尔,维护吾等穆斯林族。”

一个族群的文化包含了大量特质,但只有一种或几种可以作为族群的象征和族界的标志。要想把文化作为族群意识的集结号,就必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进行挑选,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必要环节。林顿和豪勒威尔注意到,民族主义运动利用的“只是文化中的某些元素,而不是文化整体……(这一小部分文化元素)被挑选出来进行强调,并且被赋予象征价值”。4那么,如何在大量的文化特质中进行挑选?民族主义挑选文化的原则是什么?

见微知著,这反应出中国在民族称呼上的一个尴尬:“民族”一词在中文表述上的模糊性。

2 构建

本文将以维吾尔族为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维吾尔族在历史、文化、习俗、语言、宗教以及体质特征上都独具特点。我们发现,其中最常见的被用作族界标志的事物是语言、宗教和体质特征,但这三种特质的效力不尽相同,对东突分子而言,维吾尔语是经过理性比较之后最为有效的族群标记。

传统汉语中并无足以适切表达“Nation”概念的语汇,虽然中文出版物里面民族字眼到处都是,但用法并不统一。不同的上下语境表达了不同的内涵,“身着民族盛装的妇女欢庆民族自治区建立六十周年”,一句话中使用“民族”两次,前一个是文化特征,后一个民族是政治、领土内涵。中文民族的不同内涵翻译成外文,就有Nation和Ethnic Group的区别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源生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走出欧洲,走向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爆发民族独立运动,民族主义迅速在中亚突厥语系族群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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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国外文献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两个英文词汇出现的时间和背景都不相同,他们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群划分方法。

在中国的新疆及邻近的中亚地区,有一个血统复杂、说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缠回”,关于缠回的来历形成详见《过客与归人》系列。中亚地区蓬勃兴起的民主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缠回”群体。

一、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

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出现在20世纪初,这个词汇的文化意味更浓。是指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行为、生物特征而与其它有所区别的群体。族群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外貌特征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族群性认知和感情。

此时,中亚及新疆地域社会中的族群压迫和族群歧视不断加剧,“缠回”精英,包括“新型知识分子阶层”、“ 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出于对本族群的危机意识,有意识地开始以语言和宗教作为民众的认同基础,在这之上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是东突分子的三大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既可以区分内外,又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加强内部团结,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提供合法性依据。

族群词汇并最早在美国流行,这主要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内乃至全世界,白人、黑人、黄种人、有色人种,仅仅从欧洲来的就有萨克逊民族、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希腊等,来自非洲的黑人习惯部落认同,部落可是以百千计的。怎么称呼这些群体?Nation与生俱来和“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等政治权利相关。一旦一个群体被国家政体称为Nation(民族),那就意味着国家必须承认这个群体的各项政治权利。如果都以民族Nation来称呼国内这些不同有文化、历史、宗教背景的群体,养成这些群体的Nation意识,那将是美国政治上的一场灾难。于是美国开始广泛的使用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宣称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国家,用族群来指美国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甚至不同种族体质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

构建民族,第一步从血缘着手。

  1. 体质特征

文化圈不同,族群不同。大的文化圈内也有诸多小圈子,于是在族群中衍生出亚族群的概念,譬如华人是一个大族群,在美华人的来源也很复杂,有广东人、闽南人、客家人,他们操不同语言,于是说粤语的广东人是一个亚族群、闽南话的又是一个亚族群,说客家话的又是一个亚族群。

精英们宣称南疆穆斯林属于同一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突厥人,曾经建立起庞大帝国、有着辉煌历史的突厥人,突厥人三千年前就生活在中亚、新疆这片土地上,并且一代接着一代繁衍生息。也就是说,南疆穆斯林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脉。

大多数维吾尔人在体质特征上与汉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所以有些维吾尔人会将这一点作为区别本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标志。由于体质问题又牵涉到族源、历史、祖先、领土等其他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话语之一。塔里木流域绿洲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土著居民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主体……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的体形、体态、体质与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十分相似,都是白种人。这从塔里木流域出土的墓葬遗骨中可以得到佐证,也从当地留存下来的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像中得到佐证。近年来出土的汉代以前的古尸(木乃伊)经过科学化验分析,维吾尔人与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的血缘关系十分明显。1这段话的用意是通过强调内地民族尤其是汉族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来证明维吾尔族的祖先是新疆的原住民,为“新疆自古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提供合法性。然而,科学研究并不支持“构成维吾尔族族源主体的是塔里木流域的土著居民”的主张。古代塔里木流域土著居民是高加索人种,现代维吾尔族的基因中混杂了高加索人种基因元素,这都是事实,但遗传学研究表明,现代维吾尔族在遗传距离上更接近于蒙古人种。2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学术界一般将其族源追溯至匈奴时期的丁零,公元3 世纪后汉文史籍记为铁勒。这些人属于蒙古人种,游牧在蒙古高原北部,于公元744 年建立了回纥汗国。公元840 年汗国灭亡,回纥部众向西向南迁移,西迁部分进入今新疆境内及附近的中亚地区。这些回纥人正是今天维吾尔族的族源主体,它们与当地古代居民经数百年的融合,至16 世纪终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3

因此,有学者认为族群以文化分人群,更忠实于该群体的文化特征原貌,贴合该群体情感,可以避免Nation划分引起的诸多政治纷争。

宣扬共同血缘的目的,就是要让“缠回”群体认为自己是具有共同血统的人群,以及让群体之外的人们将“缠回”视为具有共同血统的人群。

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对狭隘民族主义者最致命的打击在于,它证明维吾尔族并不是新疆的世居民族,其先民到达新疆的时间比汉人、羌人更晚。面对这种不利的证据,维吾尔族狭隘民族主义者必须对自身的族源历史进行精巧的操作和安排。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吐尔贡-阿勒马斯,其著作《维吾尔人》这样写道:维吾尔是生活在中亚的具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最古老文明的人民之一。距今8000 年前,在今天称作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麓、准噶尔原野和塔里木河谷、七河的地理范围内,维吾尔人向星斗一样散布其中。大约距今8000 年,中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干旱。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祖先的一部分被迫迁往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当地,在中亚东部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活的我们祖先的一部分,经阿尔泰山迁往今天的蒙古和贝加尔湖周围。公元840 年从蒙古利亚迁往新疆东部的回纥就是距今8000 年前从塔里木河流域迁往蒙古利亚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我们祖先的后裔。4这种说法解决了面临的难题,通过将维吾尔族历史追溯至8000 年前,并且将蒙古高原的回纥构造为由新疆迁出的维吾尔人,满足了“新疆是维吾尔族的世居之地”的需要,保证了汉人等其他民族都处于“外来民族”的地位,现实的民族主义诉求便有了历史的根基。但这种说法并无任何根据,是彻头彻尾的编造的“历史”。美国学者约妮·史密斯说:“当今(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的基础是:新疆是维吾尔族的土地,是他们的合法领土。但与草原回纥汗国(今蒙古国境内)的联系只会显示出这样的事实:古代维吾尔人并不生活在如今的新疆境内。”1

我们再回到多浪人,历史上的多浪人聚集地贫穷落后,据探险家Skrine 记载,

然而仔细研究下历史,便可形成以下观点,突厥人与其说在血缘意义上成为维吾尔人的祖先,不若说给南疆穆斯林群体留下突厥语,构建了其民族认同的基础。突厥语是“缠回”的共同文化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显著特征。当民族形成后,突厥语反过来当作“缠回”源出共同血缘的证据。

  1. 宗教

“(多浪人)生活水准道德比(喀什噶尔)突厥人要低得多。多盗贼,多守门犬,爱打架,是个复仇心很强的种族。与他们相比,突厥人较易相处,人也好”。

语言是一种文化,民族的形成,更多成于文化。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每一个民族之所以作为民族而存在,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可以改变,可以传播。

维吾尔族的草原先民回纥人初期信仰萨满教。公元8 世纪中叶,摩尼教经唐朝传入漠北,成为回纥汗国的国教。公元840 年,回纥汗国崩溃,大部分回纥部民西迁至新疆及葱岭西地区。在公元1000 年时,新疆及附近地区的情况是:西边为回纥人建立的喀拉汗朝,信仰伊斯兰教;东边为回纥人建立的高昌回纥,信仰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南边为土著居民建立的于阗国,信仰佛教。叶尔羌汗国时期(1514-1680),维吾尔先民的伊斯兰化彻底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形成。

在十九世纪,Skrine语中的突厥人和多浪人使用穆斯林和yelig(当地人)来认同和区分。

当一个族群具有较高的文明,来到新疆,他们必然对绿洲地区的原住民产生吸引力,较原住民更为强大的武力也使得新来者控制力更强,这个族群不断吸收合并,慢慢地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归属和认同感,将这个地区的人群集合成一个新的特定族群,这一幕在南疆不断上演。

如今的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宗教氛围较为浓厚,农民的宗教意识要强于民族意识,对宗教的兴趣要明显强于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多数人并不清楚历史上他们的祖先还信仰过其他宗教,相反,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特征。正因为宗教在维吾尔族民众中有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也成为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对维吾尔族狭隘民族主义者来说,宗教的主要功用在于,可借呼吁宗教自由之名来指责政府,并且在广大群众中扩大对政府的不满。

二十世纪初,维吾尔族正式登场。经过苏俄和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政策培育,原来只有yelig(当地人)观念的维吾尔群体,建立起自己的民族观。维吾尔族是说维吾尔语(共同语言),生活在新疆(共同地域)从事农商活动(共同经济),有着悠久辉煌突厥历史的、信仰真主(共同文化下的共同心理)的群体。

虽然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等等轮番来到西域(新疆),传播各自文明,多多少少改变了当地文化,但真正改变西域(新疆)的却是宗教。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是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发展并确立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新疆诸族群共奉伊斯兰教的转折点。伊斯兰教抹去了新疆原本迥异的文化差异,伊斯兰教倡导的“穆斯林皆兄弟”,拉近了各地“缠回”之间的地理隔阂。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一份《维吾尔在线报告》中这样写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后,从政治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政府差异化对待民汉群体,一步一步强化了维吾尔群体的民族观念。

在构建民族的过程中,“缠回”精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历史记忆和其他文化资源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加工,强调、放大突厥人在中亚的历史,有意识地淘汰、掩盖与修正其他族群(原住民、汉人、蒙古人)对中亚的影响,逐渐形成“缠回”群体(我们)是勇猛的突厥人后裔,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中亚新疆这片土地,我们是这片土地从古至今的主人。“缠回”精英们不断向普通民众灌输这一套观点。

宗教在维吾尔族文化和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从20 世纪50 年代起,新疆政府就企图消除维吾尔人民的民族意识、文化和宗教遗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干涉维吾尔的宗教自由。长期以来,维吾尔人的宗教权利一直受到当局干扰,新疆当局以打击“非法宗教活动”为理由,对维吾尔等信教群众进行宗教高压政策,限制他们的合法宗教权利。

坦率的讲,有民族观念比没有好,有民族观念可以维护保持语言纯洁性,更好的传承民族传统,弘扬本民族文化;群体更有团聚力,有利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与其他地区群众的经济文化交流。

3  定名Uyur

新疆当局肆意压制维吾尔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这已经导致了维吾尔人的愤怒和不满。如果新疆当局继续限制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继续压制和边缘化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又无法获得表达不满的渠道,那么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维吾尔人变得激进,部分维吾尔人将更有可能诉诸于暴力。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

但在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下,一小部分人的某些民族意识走向极端,而且越来越严重。由民族意识扩张为领土意识,比如有认为某地是某族人的某地,不是全国人的某地,不欢迎其他人来到自己的自治地区,其他地区人来是来掠夺资源的,是来抢当地人饭碗的。

1921年,一批文化和政治精英齐聚苏联塔什干,商议给分散的穆斯林“勒克”们确定一个共同的、统一的族名。

除指责政府外,宗教的另一个价值是对本群进行净化。2014 年7 月30 日,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哈提甫居马·塔依尔遭暴徒刺杀身亡。在全国穆斯林哀悼之际,“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伊利夏提表示,阿訇的被杀“大快人心”,因为他借伊斯兰教之名行无神论之实:“居马·塔依尔是一个披着伊斯兰教学者的羊皮、行无神论共产党红色恶龙殖民宣传的魔鬼撒旦,居马·塔依尔是维吾尔民族的败类,是伊斯兰信仰的耻辱!”3世俗民族主义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宗教对宗教人士进行审判,这充分证明了狭隘民族主义对宗教的压制。

改革开发后,相当数量的内地人涌入新疆,内地人在观念、资金、语言上占有优势,竞争力强于本土维吾尔人。与内地人相比,维吾尔人处于弱势地位。当一个民族处于弱势地位时,往往会抵制与强势民族的交流。在中国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维吾尔人与汉人的通婚率是最低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要知道汉人是中国的主体群体,与一个国家主体群体交流的减少,无疑弱化了维吾尔人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观念。

塔什干地处中亚,当时苏俄控下的中亚叫做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制省。为了便于统治,苏联当局采取分化手段,支持将中国控制下的新疆,还有苏联控制下的中亚两地民众区分开来。

  1. 语言

与维吾尔在内的各族民族观念不断强化的同时,法理上的国族——中华民族概念却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精英们共聚一堂,商议的结果是选择了Uyur作为他们族群的标志。

相对于其他文化特质,语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语言民族主义的现象也更加普遍。这清楚地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及魁北克独立运动中,东突也离不开它。

中华民族概念从清末民初的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族,经历不断的引申和变迁,到中共建立政权后最后正式定位为: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汉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维吾尔族也是。

“Uyur”是铁勒部落“回鹘”的音译,uyur是由动词uy-和后缀- ur构成的来自动词的名词,表示“联合”、“结盟”之一。回鹘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到公元十三世纪,对中亚、新疆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回鹘的语言是突厥语的一种,当今族群所操语言也属突厥语系。伊斯兰学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说:

一些维吾尔人认为,维吾尔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受到汉语日益加剧的侵蚀。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在中国,第一感觉是中华民族无处不在,大街小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标语到处可见,但又感觉无处可寻,没有一个人的身份证上写着“中华民族”,没有人介绍自己时会说“我是中华民族人”。

“Uyur是一个国名,有五个城廓。这些城廓是亚历山大和突厥可汗商议建立的”。

维吾尔语——30 年后我为你立墓碑……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母语立了墓碑,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我们没有脸面对已死去的祖先。

那中华民族在哪儿呢?在歌声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唱到:

以国名为族名,顺理成章。“Uyur”一词具有鲜明的突厥部落特征,承载的历史记忆对于群体精英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如今在新疆实行汉维双语,维语已经面临消亡的边缘,这无疑是在扼杀维族的生命。1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只花

分散的“勒克”们终于有一个统一的名称“Uyur”(维吾尔),这是由苏联人和新疆本土族群精英共同促成的。

如果仅仅是表达对母语的爱,那么并不能达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效果,还必须彰显对汉语和汉族的恨。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语言是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所以被视为“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它一定会被用来明晰族界、对立他我。再看下面一首诗,作者仍然是“世维会”发言人伊利夏提:维吾尔语不会被埋葬!/汉人说:维吾尔语过时,维吾尔人说:不,母语是我的历史;既能创造过去,/我们会让她再造辉煌历史!汉人说:维吾尔语太落后,/维吾尔人说:不,维吾尔语曾是历史的潮流;引领一代天骄,/征服过亚欧两大洲。汉人说:维吾尔语需淘汰,/维吾尔人说:不,母语是我的命脉;只要维吾尔人还在,/维吾尔母语将永远存在!②这首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这来源于它强烈的艺术张力:不再是一味地表达对母语的爱,还写出维吾尔语遭受汉族人的鄙夷,制造出一种对立冲突的紧张气氛,这样,对母语爱的表达就更为充沛,对汉族人憎的流露也更为有力。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动员的口号。在这首爱憎分明的诗里,爱的表达是辅,憎的渲染才是主,写对母语的热爱是为了展现维汉对立的意象并以此唤起维吾尔人对汉族人的敌意。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Uyur”有了,在汉文汉语中还是将其称作“缠回”或者“缠头”,没有多大变化。

二、东突分子的策略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注:汉民称南疆当地人称为缠回,当地人等群体称中国、汉民为“基太依”(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使用中带贬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许多人提出这样翻译不妥当,便把“中国”两字音译,但仍然把“汉族”译为“基太依”,把汉族改为音译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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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新疆当地的人士有将其译作“畏兀儿”、“威吾尔”等的,Uyur族秀才郝登榜(突厥名鲁克伯格,当过县长)将其译为“威武尔”。各种名称,始终没有统一。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一般都是本族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世俗精英,3东突分子就是这样一群人。本文中的“精英”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个人群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参与公共话语来影响和控制公众的观点,他们能制造价值判断、定义形势,选择他们能造成公共影响的问题和事件。1这并不是说这些精英的所有观点会被所有公众接受,只是说他们的观点广为人知,他们拥有说服公众的最有效的手段,拥有打压或排挤其他观点的最优资源。

中华民族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集合体的代称,更多的是和爱国主义关联起来,“中华民族”一词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用来凝聚全体中国人的情感。从感性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变成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

4 惊鸿一跃**

前文已然提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以此来定义族群并且达到动员的目的。下面我们将阐明挑选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

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在宣传语境中,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所有民族都和这个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只有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国家兴旺发达,各族的权利,各族的发展才能得到保证。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督办,盛世才通过向苏联人表忠心表进步,取得了苏联人的支持。在苏联人的军队支持下,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击溃伊犁张培元部,收编了缠回武装加尼牙孜部,降服了新疆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

第一,要区分我群与他群。对我群的定义一方面不能将希望包括进来的人排除出去,否则政治力量会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外部人员包含进来,“我们”与“他们”必须不同甚至对立,不能存在模糊族界的因素。

“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相关连的模糊的整体代称。但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中华民族”一词没有意义,“中华民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所以,当某个注册在案的民族认为他的所有不幸都是因为呆在这个家庭(中华民族)里,意图脱离大家庭,自组小家庭,该族绝不会有民族认同上的割裂感。

一统新疆之后,盛世才曾于1934年4月召开了全疆第一次各族民众代表大会,但当时全疆战事刚刚平息,局势尚不明朗,第一次各族民众代表大会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第二,要在我群文化中找到某种特质,用作我群的象征符号,要求该特质只能存在于我群中,而不能在他群中出现。

也许今天,多浪人的后代已经忘了自己曾经的族称,更不会以中华民族自居自豪,只会以Uigur 自居,“七•五”事件很多参与者就来自曾经的多浪人聚集地叶尔羌流域。

一年之后,在苏联的指导安排下,第二次全疆民众代表大会是召开了,会议将讨论决定新疆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方针政策,还要选举新一届新疆省政府人选。

第三,必须保证该特质既存在于精英团体中,又存在于大众群体中。精英与大众的联系是取得动员效果的前提,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应被强调,差异应被缩小甚至忽略。

民族工作一向是新疆政治重点,于是新疆省政府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划分民族,并正式确定了各民族的名称,在大会期间发布。

第四,挑选出的特质必须能够加强,至少能够维持精英在本群中的特权地位。因为精英首先是理性人,其行动原则是:(1)面临多种选择时,能够作出决定;(2)根据自身利益对各种选项进行权衡;(3)在可能的选项中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2

1935年新疆省府发布通告,改“缠回”为“维吾尔”,以此为标志,维吾尔完成了现代意义上民族的的惊鸿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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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维吾尔族名的同时,新疆省政府还确定了其他几个族名,将清代沿袭下来的“黑黑子”改为“柯尔克孜”,“脑盖伊”改为“塔塔尔”,“塔吉克”、“塔其兰*”,也是这次确定的。

三、东突分子的最佳选择———维吾尔语

注释:“塔其兰”是突厥语 “种麦的人”, 是17-18世纪准噶尔汗国从南疆迁到北疆的农奴,与南疆突厥语穆斯林并无二异,这次被确定为一个民族,一直沿用到解放后,五十年代民族认定时将其取消,归为“维吾尔”。

由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三种民族主义话语主要针对的都是汉族,无论是体质特征、宗教,还是语言,都能成为维汉两个群体的族界。但实际的情况是,东突分子所偏爱的是语言而不是另外两种,在“维吾尔在线”、“世维会”以及其他类似的东突网站上,人们对语言的专注要远远高于特质特征和宗教,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我们将以上述四条原则为标准对三种特质进行分析比较,来说明为何语言成为东突分子的最佳选择。

在确定了各民族名称后,大会成立了“新疆民众联合会”,处理民族之间的问题,由民族人士担任联合会的会长。还在迪化成立了维、哈、柯、蒙、满等民族的文化促进会,选拔“有力量的民族人物或者宗教家担任会长”。(未完待续)

维吾尔族与汉族在体质特征上的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眼窝较深、鼻梁较高、脸型较窄。人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但其缺陷也是巨大的。前文业已说明,维吾尔族的先民是回纥人,属北亚蒙古人种,回纥部民到达新疆后与当地土著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当地土著以胡人为主,属高加索人种,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因而现代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是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融合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有的维吾尔人更像白种人,有的更像黄种人,新疆越往东,蒙古人种的特征就越鲜明。3若用白种人的特征来定义维吾尔族,那么就会排除很多吐鲁番和哈密的维吾尔人,甚至一些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自身也被排除在外,这显然违背了第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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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分子都是一些世俗精英和知识分子。杜磊注意到,这些人对激进宗教并不支持,他们并不以异教徒的眼光来看待汉族人,也不把维汉对立视为宗教战争。1他们有时会提及宗教,但实际上它已不是信仰问题,而转变成了世俗话语,比如自由和人权(如前文所示)。东突世俗精英对宗教的刻意忽略当然有外界因素的影响。自2001 年美国“9·11 事件”以来,西方对伊斯兰教充满了怀疑和敌意,此时如果强调宗教的话,那么必然会招来西方社会的反感,会丧失资金、舆论和政治支持。更重要的原因是:首先,世俗精英在宗教上并不具备权威。民众认为,在宗教上,世俗精英与自己是存在隔膜的,世俗精英如果要利用宗教,就必须向民众证明,自己比民众更神圣、更虔诚。因而宗教是世俗精英无法驾驭的东西,与之相关的是第三条原则。其次,强调宗教只会提高宗教人士的地位,这会威胁到世俗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威。这当然是他们所不愿意的,这是第四条原则。最后,伊斯兰教虽然可以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划分界限,但与之共处的回族、哈萨克族等其他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如果用伊斯兰教这个并不独属于维吾尔族的特征来定义维吾尔族,民族主义口号就不会那么有力,这是第二条原则。

不同于体质和宗教,语言能完全满足这四条原则。尽管维吾尔语与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等比较接近,但这并不妨碍民族主义者声称维吾尔语的独特性。既然维吾尔语独属于维吾尔族,而且属于全体维吾尔族,那么它就具有最强的象征效力。同时,语言并不会损害世俗精英的利益,因而最符合东突分子的需要。

不仅如此,历史性和“原生性”赋予语言一种天然的魔力,让它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来吸附人们对它的归属感。人们对语言总有一种浪漫主义想象,把它称作“母语”,并且与“母亲”这个能寄托和激发强烈情感的意象联系起来,下面一段话清楚地表达出这种倾向:

母亲赐予我们生命,母语确立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襁褓时,用母语学说“爸爸”、“妈妈”;我们在孩提时,我们通过母语打开启蒙之门;我们在成人时用母语寻根溯源,通晓世界。母语是根,她唯有深入土壤、汲取大地的滋养,方能成就参天大树;母语是灯,她在茫茫黑夜照亮前行的航道,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2

当这种浪漫主义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后,语言就与政治产生了联系。把语言作为政治安排的原则受到不少民族主义者的追捧,他们认为,语言是民族差异的外在标志,一个民族是否存在、是否有权力建立自己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群是否拥有自己的语言。3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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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分裂势力不遗余力地对民族意识进行强化。虽然民众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但若缺乏对民族意识的强化、宣传和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那么本族群就不会形成一支有力的政治力量。

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并且赋予其主观意义,是东突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任务。政治需要象征,情感需要寄托,只有将现实目的情感化,再将情感客观化,才能变“自在”的族群意识为“自为”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达到动员民众的政治目的。

东突分子在对文化特质进行挑选时,采取了特定的策略,遵循着一系列的原则,经过对体质特征、宗教和语言进行的理性、谨慎的比较,他们最终选择了语言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由此,维吾尔族获得了强有力的民族象征符号,同时,这些世俗精英的地位和利益也没有受到损害。于是,维吾尔语,成为东突分子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最佳策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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